那些为川普辩护的中国“高知”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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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趣又靠谱

香港这两天有一条大消息，四名支持“港独”、有过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立法委员被剥夺了资格。

四名前议员当中，我只认识一位杨先生，因为他曾经在风口浪尖上上过BBC，口才不佳，被主持人怼得说不出话。

出于好奇，我检索了一下杨先生的背景，发现他居然是北大法学院的硕士。他的导师，还是我上学时非常尊敬的一位教授。

当年这位教授到我们院做讲座，大家都去听，师兄师姐们对他都很尊敬，我虽然不懂，但也有样学样。没有想到，时隔多年，以这种方式再见到他的名字。

我顺便检索了一下教授的近况。这些年来，他在国内已经很少发声了，但在外网一直很活跃。我很容易地就摸到了他在《纽约时报》中文网上的专栏。也摸到了一批知名自由派学者的专栏。

我从今年二月的文章开始看起，看到三月，已经有点发晕，看到五月，觉得头脑昏沉，看到八九月，颅腔内有杂音，看到最近几天的，只觉得整个人从里到外、从天灵盖到脚底板都感到不好。

口号多，论证少，仅有的论证还不严谨，而且与事实严重割裂。倒是拍脑门的漂亮话，一套一套。

简单举两个例子。这些文章，认为民主国家不会发生瘟疫，即使发生了，也不会造成重大影响，因此，中国应该学习民主国家成熟的防疫机制——

将近十个月后，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民主国家不是不会发生瘟疫，也不是不会有重大影响，而是眼睁睁看着它恶化，就是不想管，或者压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另外谁说民主国家防疫体制就成熟的？看不见这次西方国家的普遍失能吗？看不见奥巴马2010年面对H1N1时的左支右绌吗？

是啊，教授二月份语重心长问的问题，我从二月底到现在也一直想搞明白呢，虽然我们心中“有些国家”的定义不同。

这些文章，还呼吁中国的警察要向美国警察学习，枪口抬高一寸——

好吧，教授真的是被跪死弗洛伊德的肖文警官给坑死了，被那些推搡老人、殴打记者、枪击群众的美国警察给坑死了。他们的枪口确实如教授所说，抬高了一寸，只是我们知道，那是在瞄准脑袋呢。

能说出这种话，看得出来，教授先生对美国混乱的警察制度，以及只手遮天的警察工会的弊端，应该是从来没研究过。

从这些文章中，我读到了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观点，一段又一段似是而非的议论。读完我只有一个感受，书生误国，大略如此，他自己为何浑然不觉，为何能如此自信？

最让我震惊的是，老先生们在对川普的看法问题上，产生了巨大的分歧。

许多老先生坚定地支持川普，不仅为他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叫好，而且为他的防疫措施站台。

十月，有一位居住在美国、当研究员的李先生实在受不了了，写文章抱怨自己国内的自由派朋友们。这篇妙趣横生的文章讲的是作者的“中国自由派朋友对川普的认识误区”。

李先生是真心诚意地为美国出谋划策，实实在在地仰望“灯塔”，忠心耿耿地希望中国听话的。然而他写道：

“我的说法（指认为川普的贸易战违反经济学规律、川普的防疫措施违反科学）无论在微信群里还是Twitter上都被当成了大外宣，很多公知朋友们无论如何不肯正视特朗普的错误。因为他们认为，如果承认美国抗疫失败，似乎是否定了民主……而我批评川普在黑人平权运动中种种做法及对所谓‘白左’的歪曲，（清华的）郭教授发推文认为我们是‘与暴政同向同力’。这样的争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，而批评川普的声音在中国国内自由派中很少有。”

这段抱怨写的真是精彩万分，我们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这样一幕情景，川普在美国胡搞乱搞，中国这边，以清华北大的某些教授带头，有一批老先生，或者怒发冲冠，或者夙夜忧叹，为帮川普辩护，操碎了心。

这批老先生，现在还在搞“两个凡是”：凡是美国的，都是好的；凡是美国总统做的，都是正确的。

从杨先生到其导师，再到郭教授，他们的病根是一样的，就是意识形态上脑，入了一元教，眼里只剩全能神。

这种病的症状是，无论什么事情，都要扯到民主上去，有民主肯定高枕无忧，没民主必然万劫不复。他们对具体的问题、具体的政策、不同国家不同的现实情况，是不做微观分析的，他们只负责宏观预判，而这种预判，只建立在他们的想象之上，不仅与中国的现实脱节，也与西方的现实脱节。

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，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光看广告的年代了，大多数人想看的是疗效。不要什么都扯到意识形态上去。年轻人里出国留学的比重越来越大，不乏对民主世界有切身感受，或者做深入研究的人。而互联网的普及，让那些不出国的人也能有办法及时把握世界的动向。

我想起2012年，杨先生的导师、那位教授有一篇文章，里面很忧心忡忡地把中国人定义为“长期受僵化意识形态影响”的一批人，然后在此基础上高谈阔论。

时间来到2020，我们回头再看，不禁要问，到底谁才是受僵化意识形态影响的那批人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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